一夜，宪平老头屁股沾上沙发就没挪窝，就着孩子们的问这问那，一路吹着就到了9点。
菊子也是手上没闲着，嘴上不时地插着话头，让孩子们轮着，把个新买的、家带的衣服，都拿下楼来，开着电脑、连着缝纫机，打到刺绣档，输入孩子们的名字，前头加了个“菊”字，找了衣角、裤脚，从里边都给绣上了各自名姓。待到老头问起为什么就非加个她的“菊”字，满有道理地说，全村就她一个名字带着“菊”字的，绣上了，到时洗衣房里，包管说啥也认得是咱家孩子的衣服，保个混不了。
孩子们好静的陪着，坐着看着电视，有那好玩的几个小子，使个遥控车，东厢房开了又奔西厢房去，在厅堂里，这儿穿过来，那儿穿过去。小荣荣就粘着她大娘坐着，看着大娘使着缝纫机绣字，有那嘴馋的，冰淇淋吃够了，一色的热带水果，挨着个地尝了个遍。临了，菊子非让孩子们都吃下一大碗冰糖释的花生汤，赶着上楼睡了。
五院长柯荣光，那是复旦大学历史系、心理学系双学士，他在《江西酸性红壤改造》项目上支的两着，没多久，就让证明是高着了。
他头里老早就揣着的一着，是在实施地点的确定原则上，他支的那着，“地点选定，应为宗族势力强、姓氏集中的”，事实证明，在这接近赤贫地穷乡僻壤，最有行政管辖效率的组织，你也别管是那朝那代，一向的，就是那由最原始的血亲关系所建筑的宗族。
前张村的选定，与此不无关系。